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名伶杨月楼风月案、太原奇案、张汶祥刺马案最为轰动，统称为清末四大奇案。
《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
故事发生在清同治十二年，即1873年，发生地为浙江省余杭县余杭镇。
余杭镇豆腐店伙计葛品连暴病身亡，因其妻毕秀姑长相漂亮，人送外号“小白菜”，所以知县刘锡彤便怀疑是因奸情杀人。本县秀才杨乃武平时爱打抱不平，与知县刘锡彤积冤甚深。巧合的是，小白菜与葛品连结婚后租住杨乃武家后屋一间，与杨乃武素有来往，街坊之中的好事之徒也曾传言“羊（杨）吃白菜”。
知县刘锡彤闻听之事，便借机报复杨乃武。遂将杨乃武和毕秀姑二人拘押，并用重刑逼供。屈打成招后，杨毕二人被判斩刑。然而，杨乃武和其胞姐杨淑英、妻子詹氏不服，屡屡上诉，历时二年，前后几十堂，皆因刘锡彤上下疏通贿赂，以致官官相护，依旧维持原判。
但是，此案引起了在京余杭人士的不满，要求大清刑部重审。同时，《京报》报道了她们二人到京告御状的消息，但《京报》只在京师发行，只有朝廷中少数官员可以看到，影响不大，《申报》于同治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转载了《京报》的上述消息，因使杨案上告之讯广为流传。
《申报》对杨案的报道，不但维护了法制，伸张了正义，而且鼓励了杨乃武亲属反复上京呈控，从而促使朝廷不得不降旨着令刑部重审杨案。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此案引起了慈禧太后的亲自过问。在朝廷重臣的直接干预下，杨乃武和小白菜毕秀姑冤案得以昭雪。杨毕冤案历经三年又四个月，案情曲折，朝野轰动。杨乃武出狱后，已被革去举人，便以养蚕种桑为生，民国3年（1914）患疮疽不治而死，年74岁。毕秀姑出狱后，在南门外石门塘准提庵为尼，法名慧定。民国10年（1930）圆寂，年76岁。
清廷下谕，革去刘锡彤余杭县知县职务，从重发往黑龙江赎罪。杭州知府陈鲁、宁波知府边葆诚、嘉兴知县罗子森、候补知县顾德恒、龚心潼、锡光草率定案，予以革职。侍郎胡瑞澜、巡抚杨昌睿玩忽人命，也予以革职。杨案一毕，朝廷惩治大小官员数十名，可谓是震惊朝野，是晚清因为吏治腐败处理人员最多的一次。
此冤案发生时，大清王朝的社会腐败已相当严重，慈禧太后为严肃法纪，重振朝纲，便借此案惩治贪官污吏。事实上，此冤案能够得以平反，最大原因就在于此。
《名伶杨月楼风月案》
过程超级的曲折精彩，有官、有财、有色、一男多女，有名角有名妓有富孀有母女。 几乎包括所有社会八卦新闻的元素。其故事虽然发生在上海，可这件案件的影响其遍即整个大清国，成为人们茶前饭后的谈资。
要知道那可是个没有电视，网络，收音机的信息闭塞的时代。一件地方上的纯粹的法律纠纷，能搞大清国妇孺皆知，可见其的影响力。
说起这个案件的男主角杨月楼是一个唱京剧的全才，在当时那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其唱功华丽，身手矫健，扮相俊美。曾做过清朝的“内廷供奉”，为慈喜老佛爷唱过戏。是赫赫有名的“同光十三绝”之一。
如果拿他放到现在来做比较的话，就等于杨月楼是娱乐圈里最好的歌手，最好的动作明星和最英俊的帅哥混合体。此公还生性风流，颇德当时沪上众多女子尤其是青楼女子的爱慕，当时上海滩头号名妓李巧玲及名妓李秀卿、沈月春都与杨关系密切。有化名海上逐臭夫者在《申报》撰竹枝词曰：金桂何如丹桂优，佳人个个懒勾留；一般京调非偏爱，只为贪看杨月楼。
正所谓漫江撒下钩和线，从此钓出是非来。正因为杨月楼极受女性的青睐，才会引出后面的是是非非。 杨月楼同治末年曾经几度赴沪演出，轰动了当时的上海滩。有一位闲居上海的广东韦姓商人的妻子徐氏，见他人品出众，技艺非凡，便有心将女儿阿宝许配与他。杨月楼和韦阿宝两个人交往后，很是情投意合，很快就同居在了一起，并经徐氏同意两人订亲。
但当杨月楼准备迎娶之时。此事遭到了韦阿宝的父亲父亲、叔父和当时在上海的广东乡党的一致反对。因为当时的优伶这个行当属于贱民。平民与其通婚，有辱家门风。甚至有辱整个在上海的广东人的脸面。就以诱拐良家妇女骗取钱财的罪名，把杨月楼扭送到了官衙。
案件发之后，当时上海的舆论哗然，各家报纸都竞相报道，《申报》更是以谣传列举了杨月楼的罪状，并以此事来指责广东妇女的品行。在本就闹的沸沸扬扬的事上更是浇上了一把加油。 把一件本关于韦姓商人家风的事，变成了关于整个广东人乡风的事。
虽然《申报》此后做过道歉，并在报纸上刊登了同情杨月楼的报道。可事件的影响早已经被煽动的妇孺皆知，不再受《申报》的控制了。当时的上海县令是广东人，见了诉状便怒火中烧，加上后来《申报》的添油加醋，在审问此案时，对杨月楼施加种种酷刑，并预备寻个事由将杨月楼处刑打死。
后有倾慕杨月楼的妓女沈月春买通衙役，才幸免。最后上海县令按“良贱不能通婚 ”律，断杨月楼为“骗财诱婚”罪，发判充军，罚韦女发送善堂交官媒，另择婚配。幸亏当年慈喜大赦天下，杨月楼才免于被发配充军的命运，被释放回家，可被判从此不能在上海演出。
杨月楼在上海没有了生计，只能回到他安徽老家，不久后就病死了。 临死前将其子三元把他托孤于盟弟谭鑫培，望精心培育。谭鑫培果真不负其兄之托，把杨三元培养成另一位京剧大家，艺名杨小楼。那就是后话了 。
《太原奇案》
痴情贞烈的小姐，忠义聪慧的丫头，再加上案情之中令人惊绝的机缘巧合，实在堪称奇案。
事情的缘由起自于那个年代十分常见的嫌贫爱富的悔婚故事，太原巨富张百万嫌弃家道中落的未婚女婿曹文璜，而将次女玉珠另许姚家，但痴情的玉珠小姐宁死不从，在丫环秀香的帮助下与曹文璜私奔于嫁前夕，准备投靠曹家故交，担任交城县令的陈砥节。
二人出城前在豆浆店歇息时，莫老汉父女同情他们的遭遇而将自家毛驴借与代步。第二天，张百万带领家丁前往长女金珠家找寻玉珠，怀疑她藏身于衣柜中，有口难言的金珠只得任由他们将衣柜抬回张府，撬开锁具，却发现里面原来是个已被闷死的偷情和尚。
为了搪塞姚家，张百万谎称玉珠暴病身亡，为和尚穿上嫁衣置于灵房。半夜，和尚从昏迷中苏醒，逃出张府，在莫老汉家用嫁衣换了一身普通衣衫返回崇善寺，途中调戏一早起的妇女，被其丈夫吴屠户杀死，弃尸水井。
接连接到和尚命案和张百万家走尸的报案后，阳曲县令杨重民开堂公审，有居民指认和尚所穿为莫老汉衣物，急欲结案的杨重民认定莫老汉为杀人凶犯，莫老汉屈打成招，案情上报刑部。
几天后，曹文璜从交城回太原还驴，为莫老汉申诉，杨重民对冤情有所察觉，但害怕暴露自己严刑逼供草菅人命，而将曹文璜冤为同谋。
当日吴屠户杀人后，迁居晋祠，曹文璜回太原时途经吴屠户的酒店，酒后失言的吴屠户吐露了他杀害和尚的秘密。
玉珠的丫环秀香在探监时得悉全部案情之后，一方面请求晋祠保长监视吴屠户，另一方面赶赴交城寻找玉珠。事又凑巧，交城县令陈砥节就在此时被提升为山西提刑按察司，赴任太原。于是，真相大白，冤情昭雪，有情人终成眷属。
《刺马一案》
1870年8月23日，江宁今南京将军魁玉飞章入奏：两江总督马新贻遇刺身亡。慈禧太后惊问：“这事岂不甚奇”。曾国藩诚惶诚恐地回答：“这事很奇。”由于案犯张汶详供词闪烁，主审大员奏案含糊，此案一拖半年之久不能结案，于是各种传闻蜂起，使此案更加扑朔迷离，后人称之为“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魁玉担纲初审
魁玉的奏折8月28日到京，同治帝览后“实深骇异”。两江总督竟在督署重地被刺身亡，实在是对风雨飘摇的清王朝的一次冲击。29日，清廷连发四道谕旨：“务将因何行刺缘由及有无主使之人一一审出，据实奏闻。”
清廷一开始就意识到此案的严重性，现在又怀疑非张汶详一人所为，因此连下谕旨，口气越来越严厉。
魁玉审理刺马案月余，每次奏报几乎不离“一味闪烁”，“语言颠倒”，“一味支离”。那么张汶详“闪烁”的是什么“支离”的又是什么呢魁玉没有奏报。说穿了，恐怕不仅仅是张汶详在支离，魁玉等承审大员也在支离吧。
张之万驰赴江宁会审
9月25日，张之万收到吏部咨文、赴江宁与魁玉会审。
连审数日，并没用刑。马新贻亲信、参与会审的孙衣言、袁保庆十分不满，要求严刑讯究。张之万不软不硬地说：“案情重大，不便徒事刑求。偿未正典刑而瘐死，谁负其咎”。老奸巨滑的张之万很清楚，这个案子不管怎样审，怎样结，都是两头不落人。审不出主使人，马家不愿意，朝廷更不满意。审出主使人，不是得罪的人更多吗？而且这些人也可能把自己“做掉”，岂不更悲？于是他采取拖延战术，慢慢地审，耐心等待调补两江总督的曾国藩的到来。
12月12日，张之万、魁玉奏道：“凶犯张汶详曾从发捻，复通海盗，因马新贻前在浙抚任内，剿办南田海盗，戮伊伙党甚多。又因伊妻罗氏为吴炳燮诱逃，曾于马新贻阅边至宁波时，拦舆呈控，未准审理，该犯心怀忿恨。适在逃海盗龙启氵云等复指使张汶详为同伙报仇，即为自己泄恨，张汶详被激允许。……本年七月二十六日，随从混进督署，突出行凶，再三质讯，矢口不移其供，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张之万、魁玉的奏结看来还算顺理成章，但最后露出了破绽。人命关天的法律文书，行文时竟用“尚属可信”四字，不知是何用心。
上谕除令曾国藩速回江宁外，再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作为钦差大臣携随员赴江宁复审。不仅主审大员撤换，就连司员也全部更换，既显示出朝廷处理此案的决心，也反映出对前审案人员的不满和失望。
曾国藩、郑敦谨复审
曾国藩磨磨蹭蹭，就是不起程，似乎对回任两江毫无兴趣。其实他一直密切关注江宁的事态发展，非常关心那个背后主使审出来没有。
江苏巡抚丁日昌每时每刻都在传递着江宁案审的消息，且时论的发展对丁极为不利，有人说马新贻被刺，是因为督抚不和。朝里也是沸沸扬扬，太常寺少卿王家壁直指马新贻被刺与丁日昌有关，他再次上奏说：“江苏巡抚丁日昌之子被案，应归马新贻查办，请托不行，致有此变。”
所谓丁日昌之子案，即1869年10月5日，太湖水师勇丁徐有得、刘步标陪同哨官王有明到苏州看病。夜二更，徐、刘闲游妓馆，正遇丁日昌之子丁惠衡，侄丁继祖，与家丁等同游妓馆，双方发生争执。游击薛荫榜带亲兵胡家岳、丁玉林，丁日昌族人巡夜，看其滋事，责徐有得40军棍。徐不服，又遭重责，4天后徐有得因伤死亡。丁日昌看到子侄闲游妓馆滋事，致勇丁被责酿命，不得不上奏，自请议处。上谕命马新贻审理此案，丁继祖投案，丁惠衡传唤未到。据丁日昌说，丁惠衡夜里越墙逃匿，不知去向。此案因丁惠衡拒不到案，一直拖到1870年7月6日才结案。此案结案后40多天，马新贻被刺，此时丁惠衡仍未归案。故有太常寺少卿王家壁之奏。
丁日昌眼看大火要烧到自己身上，如坐针毡，他希望曾国藩回来主持江宁刺马案的审理，曾国藩毕竟曾是自己的东家，许多问题自会由他摆平。1月2日曾国藩抵达江宁，14日，接印视事。从清廷调他任两江总督，到他正式上任，历时3个多月。
第二天上午，张之万急急忙忙交接案件，下午就匆匆跑回清江浦去了。曾国藩很沉得住气，一直到郑敦谨抵江宁，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未主持过审理案件。只在郑敦谨来到的前一天，他才调阅案卷，记下有关案犯的名字。这段时间里他在干什么呢一是接客聊天，二是看《阅微草堂笔记》。如果说这两个多月有关于刺马案的活动，那就是他给马新贻作了一幅挽联，前往吊唁了一番。他对这个案子为什么一直采取拖延回避的态度恐怕有深层次的原因。邓之诚在《骨董三记》中说：“国藩不欲深求，必有不能深求者在。”
2月18日，郑敦谨抵江宁，隔一天即正式审案。郑敦谨雄心勃勃，非要把这天下疑案审个水落石出不可，也不枉他那个“铁面无私”的称号。连讯14天，该犯一味狡赖，毫无确供。与郑敦谨并坐正堂的曾国藩，一直默默地听着很少发问，最后对郑敦谨淡淡地说：“将来只好仍照魁、张二公原奏之法奏结。”此时郑敦谨一切都明白了，难怪自己连审14天，终没有结果，原来他们早已设计好了。他心里凉了半截，原来这案子是不能深究的。他打定主意，熬审不用刑，堂威喊得震天响，那是做给别人看的。孙衣言、袁保庆可是坐不下去了。孙衣言看着吃得白白胖胖的张汶详，对郑敦谨说：“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郑搬出魁、张的法宝堵孙的口，不过话说得更好听一些。
3月19日，郑、曾联衔上奏，奏结比张之万、魁玉原来的定拟叙述更加详细，取供、采证、行文更加缜密，但基本内容不出前者。所不同的是：第一，特别强调张汶详“听受海盗指使并挟私怨行刺”，“实无另有主使及知情同谋之人”。第二，对张汶详量刑更加残酷，除了“按谋反大逆律问拟，拟以凌迟处死”外，又增加了一条“摘心致祭”。
当郑敦谨、曾国藩拟好奏结，要孙衣言、袁保庆签字画押的时候，这二位拿出了杀手锏，拒绝在奏结上“书诺”签字。不过，郑敦谨、曾国藩是何等人物，他们也有应对的办法。他们在奏结中根本不提孙衣言、袁保庆参加会审一事，把朝廷蒙在鼓里。
在上奏的同时，把供招抄录分送军机处、刑部存案。郑、曾这一手很厉害，首先存案，造成既定事实。意思很明白，这是最后定案。郑、曾在另外的夹片中使用的措词仍然是：“该犯供词，尚属可信。”这一措词是张之万、魁玉在原拟中使用的，为此清廷斥责他们，“不足以成信谳。”而今郑、曾使用，倒不为过，人言人殊。
朝廷最终也不得不接受这一事实。3月26日，谕旨下达，肯定了郑、曾的奏结。4月4日，曾国藩奉旨监斩，将张汶详凌迟处死，并摘心致祭。
孙衣言不争一时争千秋，他在给马新贻写的神道碑铭中，慷慨激昂，秉笔直书，“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戆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孙衣言的文章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知道其中大有隐情。但是，总不能为了一个死人，去动摇大清江山啊。斯人已作古，让他去吧，无非加恩赐恤，以慰忠魂。
终觉疑案之未明
时人传言，张汶详刺杀马新贻的根本原因，是因为马新贻渔色负友，张汶详为友复仇。果真如此，孙衣言、袁保庆作为马新贻的亲信，自始至终都参加了审讯，那么，魁玉、张之万、给他设计了一个“海盗挟仇报复”的结案，不是更体面吗？何以苦苦追求，以得确供呢？再说马新贻的四弟马新礻右自幼跟随左右，直到马新贻被刺身亡，马新贻的事情他是再清楚不过了。如果马新贻因渔色负友而遭刺杀，已经给他一个体面结局，马新礻右为此应该感恩不尽，为什么一直悲呼终觉疑案之莫明，希望时人和后人给以研讨呢？其实郑敦谨心里很明白，他只能以苦笑对之。未等圣旨下达，更没等张汶详正法，他愤然离开了江宁。曾国藩送他程仪，他分文不收，两个随行郎中伊勒通阿、颜士璋每人收了500两银子。曾国藩和司道各员送他到江边，他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扬帆而去。
郑敦谨的两个助手回京后悄然而失。6月，颜士璋被放到兰州，虽是给了一个没有实缺的知府，与充军流放所差无几，不久回籍赋闲。伊勒通阿，8月19日“给全俸以养余年”也回老家去了。
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感到背后有一股强大的势力，有一双无形的手在左右着这一切。有人说是慈禧太后。不，慈禧太后没有理由杀一个既无兵权，又不属于任何派系的马新贻。正是她，同治七年召见马新贻，密旨马新贻调查湘军攻陷天京后太平天国金银财宝的去向。
太平天国经营10年，各种粮饷自不必说，天王府金银财宝堆积如山，其它王府、将军府也有不少收藏。曾国荃攻陷天京，纵湘军抢掠数天。为了灭迹，又放了一把火，大火烧了几天几夜不息。湘军均饱私囊，大车小辆向湖南老家运送财物，几年中，湘军子弟抢购土地遍及湘鄂。朝野议论纷纷，恭亲王颇有微词，慈禧太后心中不快。尤其令朝廷坐卧不安的是，十几年来湘军的实力迅速膨胀。
太平天国失败后，人们传言曾国藩有野心，其实他的部下早就怂恿他谋取帝位。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清廷不得不依重湘军，但是，如今太平军被“荡平”了，她能允许曾国藩在江南坐大吗东南卧着一只虎，她睡觉也不安心。于是她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派马新贻任两江总督，迅速裁撤湘军。
江宁是湘军攻下来的，两江一直被湘军视为私地，他们在那里经营了数年，岂能轻易让给马新贻。马新贻几十年来一直没有自己的军队，了然一身来到江宁，如入龙潭虎穴。马新贻被刺，朝廷心中明白，为了不致激起兵变，动摇清王朝的统治，赶紧调曾国藩回莅江宁坐镇。从此，两江总督宝座长期掌握在湘系手中，其他人不敢问津。
太平天国失败后，湘军的劣根性充分暴露出来，他们比土匪还要凶残，明目张胆地肆疾抢掠。左宗棠直言不讳地批评湘军，他认为这都是胡林翼为了一时对付太平天国，招募剧盗所致。曾国藩对湘军的为非作歹也很清楚，他说：“余设立水师，不能为长江除害，乃反为长江生害。”
清末施行裁勇改兵制度以后，几万湘军士卒被裁撤，其中不乏将领。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掳掠。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有些人本来就是哥老会成员。湘军裁撤扩大了黑势力，散兵游勇又与黑势力结合，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尤其是他任命以剽悍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为害百姓、有非法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
那个曾给孙衣言透过口风的颜士璋颇有心计，他写了一本《南行日记》，记述了赴宁的全部过程。据他的曾孙颜牧皋说，日记中写道：“刺马案与湘军有关。”“刺马案背后有大人物主使。”
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一扑而中。马新贻被刺后，立即有“刺马案”戏文上演，而且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乔松年也来凑热闹，写了一首歪诗作证，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件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谋杀事件。从案件的实施，到舆论的有力配合，以及对审案的精心策划和对结案的精明设计，都说明它出自高人之手。
马新贻被刺身亡，又有身后之玷，人们津津有味地谈论着桃色绯闻，而且又有为友复仇，义薄云天的侠义故事，迎合人们猎奇的心理，适应玩家的口味。若马新贻不死，也是百口莫辩。史家亦是望而却步，因为谁也不愿意去为一个渔色负友的小人辩白，冤不冤由他去吧。妙哉高明哉湘军及其首脑们痛痛快快地给社会开了一个玩笑，也把历史玩于股掌之中。
再有一说，张汶祥刺马案、杨月楼诱拐卷逃案、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杀子报案被称为清末四大奇案，鉴于杀子报案秽亵残忍，不宜过分渲染，所以现代又将“杀子报案”撤去，以“太原奇案”取而代之。又有称“杨三姐告状”和“淮安奇案”为清末四大奇案的。
附：杀子报案
此案发生于晚清同治，光绪年间，南通徐氏青年丧夫，带着儿子官保守寡度日。徐氏年轻，貌颇清秀，丈夫死后，不甘寂寞，行为轻佻。徐氏居处不远有一寺院，寺中有一僧名纳云，是一个守不住佛门戒律的花和尚。二人勾搭成奸，你来我往，乡里丑闻四传，只是无人告知官保。一日纳云在徐氏家胡作非为，二人寻欢作乐之时，官保由私塾回家，撞见其母与纳云的丑态，怒火心头烧，骂走纳云，痛斥其母不该如此。徐氏本来见自己与纳云的丑事被儿子发觉十分尴尬，又见儿子骂走纳云，指责自己，便恼羞成怒，竞丧尽天良，乘官保不备之机，将其杀害。之后害怕此事被人发觉，又将官保尸首割成碎块，埋藏四处。官保回家久不归塾，其师询问徐氏，徐氏假称儿子失踪，遂报官府。私塾先生见学生失踪，便四处查寻，几经曲折，探知事情真相，于是上告徐氏杀子，然官府以证据不足，并以哪有母亲杀自己亲生儿子之理，不理此案。官保之师再告，官府竟将其拘押。就在此时，有一上峰官员微服私访到南通，听到民间传闻，便暗访查明实据，遂将徐氏捉拿归案，绳之以法，处以极刑。此案在民间流传颇广，后编成戏剧上演。
附：杨三姐告状
清朝末年，在今河北省滦县甸子村有一户杨姓人家。杨家是当地雇农，其主人名叫杨玉清，杨玉清就是杨三姐的父亲。他前后共育有一子三女，杨三姐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其学名为杨国华。杨玉清在她们尚且年幼时就为之选好了婆家：大女儿嫁给了滦县绳家庄一户姓金的小康之家，二女儿则许配给本县高家狗庄高贵章的六儿子高占英为妻。在高、杨两家订亲时，高占英的父亲高贵章只是一个走街串巷的小贩，但高贵章不久之后却突然发迹，成了远近闻名的暴发户。高贵章成为财主以后，高占英因此被送进滦县传习所(即滦县师范学校的前身)去读书，期满毕业后又回到村里教书。眼看着儿女都已渐渐长大成人，杨玉清和高贵章便依照原来的婚约，为高占英和杨二姐举办了婚礼。这场婚事办得有声有色，相当体面和排场。那时候，不少人都夸杨二姐“真有福气”，可是，婚后的生活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美满，自从进入高家的大门后，她就发现丈夫高占英对自己的态度很冷淡，原来高占英自恃家中有钱，且又念过几年书，因而觉得高人一等，看不起家境贫寒的杨二姐。高占英火气很大，有时甚至对妻子毫不留情地大打出手。杨二姐心中虽然感到颇为凄苦，但她身为一个贫弱的小女子，也只好百般忍耐，忍气吞声。
在1918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杨二姐突然于当日夜间死亡。次日一早，高家立刻派人赶到甸子村，把这一不幸的消息告诉了杨家。当时，杨玉清、杨国恩父子正在外面打短工未归，家中只有杨二姐的母亲和妹妹杨三姐。送信的人告诉杨家母女说：杨二姐因患“血崩”，已于前一天晚上不治身亡。二人惊闻噩耗，顿时如遭雷击，痛彻心肺。但所谓“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既然杨二姐是“患病”而死，杨家母女也没什么好说的。随后，杨三姐陪着母亲前往高家吊孝。母女二人含悲忍痛，看到杨二姐的尸身时，禁不住又悲从中来，痛哭失声。
杨三姐生于1902年，此时仅有十六七岁。但别看她小小年纪，却心细如发，而且一向很有自己的主意。正当母亲在那里呼天抢地放声大哭的时候，杨三姐突然发现二姐的嘴角尚有一丝不易为人察觉的血迹，而且她的右手中指被人用布包扎起来了。见此情景，杨三姐顿时心生疑窦。但没有真凭实据，她也不敢断定高家到底是否故意隐瞒了事情的真相。过了几天后，恰逢甸子村举行庙会，附近许多村庄的人都纷纷赶来参加。有几个从高家狗庄来赶庙会的乡亲碰见杨三姐时，又和她谈起了杨二姐突然死亡的事。这些人似乎了解一些内情，他们颇为气愤地告诉杨三姐：“你姐不是好死的！在她死亡的那天夜里，我们村有人上厕所时听见从高家传出了哭闹声。当时声音很大，折腾了好一阵子呢。”闻听此言，杨三姐心中的疑团更重了。这些话使她进一步证实了自己的怀疑没有错，遂断定姐姐的死其中必然大有文章，高家的人一定在撒谎！她立即匆匆赶回家，将高家狗庄乡亲们的话原原本本地告诉了家人，并说出自己的怀疑。此时，杨国恩已经随父亲从乐亭回来了。他听了妹妹一番话，认为说得很有道理。于是，兄妹二人当即决定去县城告状鸣冤。 左遮右挡，杀人者欲盖弥彰
1918年农历四月十四日，杨三姐在哥哥杨国恩的陪同下，骑着一头毛驴来到了滦县县衙。他们拿着事先请人写好的状纸，伸冤告状。当时，出面审理此案的是滦县县衙里一个名叫牛成的帮审。所谓帮审，其职位相当于 副县长，主要职责就是处理各种刑事案件。面对牛成，杨三姐口若悬河，义正词严，滔滔不绝地详细说明了自己对姐姐死因的几点怀疑，断定她并非因病死亡，而是另有原因。同时，杨三姐又举出了高家狗庄几位村民的说法为证，可谓言之凿凿，情理俱在。于是，牛成当即派人传讯被告高占英到堂受审。高占英来到后，仍然口口声声地辩称杨二姐确实是“因病而死”，杨三姐的怀疑毫无理由，其推断根本不成立。在大堂上，原告与被告各执一词，互不相让，双方唇枪舌剑，见此情景，牛成感到一时无法判断是非对错，于是宣布休庭，并说等到进一步调查后再对此案开庭审判。几天后，牛成再次审理此案。不料，这次他的态度与上次相比突然发生了很大变化，居然当堂屡屡为高占英进行开脱。而对杨三姐的说词，他却完全置之不理。牛成还申斥杨三姐说：“你小小年纪，无端猜疑，不足为据。杨二姐确系因患‘血崩’而亡，这一点已经有人证实了。”随后，牛成煞有介事地说：“传证人上来。”当证人上来后，杨三姐扭头一看，原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高占英的同族人高作庆。此人是高家狗庄的村医，平日里常给乡亲们看病。高作庆以当事人的身份一口咬定说，自己曾经为杨二姐诊治病情，可以证明她确系患妇女病“血崩”不治而亡。杨三姐明白，高作庆与高占英不仅是同族，而且他们的关系非同一般。正因如此，所以，她认为高作庆的话中肯定有诈，因而不足以作为证据。为了揭穿他们的谎言，澄清事实真相，杨三姐当即向牛成提出了开棺验尸的要求。牛成略略迟疑后，即对杨三姐的请求表示不同意。他说，如今人证俱在，本案事实一清二楚，根本没有开棺验尸的必要。 实际上，杨二姐根本不是因为什么“血崩”病致死，而是被高占英杀死的。如前所述，高占英之所以杀死妻子，原因之一就是嫌贫爱富，除了这一点外，高占英杀妻的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他与五嫂金玉的奸情。高占英自己奸情败露，嫌杨二姐碍眼，所以便欲除之而后快，心中渐起杀机，终于痛下毒手。此时，高占英发现，杨三姐和杨国恩是不好啃的“硬骨头”。于是，他多次托人到杨家说和，表示愿意用20亩地加1头牛作为赔偿，劝杨家人不要再上告。结果，所有上门的人无一例外都遭到杨家兄妹的严词拒绝。 开棺验尸，露真相沉冤昭雪。杨三姐、杨国恩提出开棺验尸以查明事实真相的要求被牛成一再否决后，他们渐渐感到，此案在滦县县衙已经不可能获得公正的解决。但是兄妹二人并未因此绝望，而是准备继续上告。杨家兄妹奔走呼号、勇敢告状的举动，当时得到了众多乡亲的支持。因杨家原来是由本县门庄村搬到甸子村的，故在事件发生后，门庄的杨姓家族更是群起相帮，每户捐献了一块大洋，赞助杨家伸冤告状。在滦县告状失利后，杨三姐、杨国恩又把一纸诉状递到了天津高等检察院。该院人员接到诉状一看，很快断定此案十有八九存在冤情，于是决定接受杨家兄妹开棺验尸的请求，并由检察院院长亲临坟地现场，负责指挥处理具体事宜。天津高等检察院将开棺验尸的时间定为1918年农历七月初二，此时距杨二姐死亡已将近四个月了。早在验尸前两三天，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高家狗庄周围十数里的客店均已住满，方圆数十里的人纷至沓来。由于围观的人太多，而且大家都想凑到近前看个清楚，前面的人戴着的凉帽上都落下了被维持秩序的法警用马鞭抽开的口子。等到验尸完毕，众人纷纷散去后，地上留下了许多被踩坏的草帽，从这里也可以想见当时围观者的拥挤情况。当有人把杨二姐的坟墓掘开、棺材启盖后，负责验尸的人便开始验尸，很快便从死者阴部取出了一把尖刀。在死者的裤内还塞满了白灰，这是高占英杀人后用来止血的。据知情人说，杨二姐被害的当天晚上，有人曾看见高占英在磨一把尖刀。杨二姐似乎也对丈夫的杀机有所察觉，便去找公公高贵章哭诉，说担心自己被害。高贵章却说：“他不敢哪！你就安心睡觉去吧！”结果，杨二姐便在当夜遇害。至此，杨二姐被残杀的真相完全大白于天下——无论高占英如何狡赖也已经没用了。
1919年10月6日，当时天津出版的《益世报》在“本埠新闻”中发表了一则短讯，说：“滦县高占英谋杀其妻一案，经高等审判厅判决，判处死刑。”杨家兄妹的艰辛终于有了结果。
附：淮安奇案
清嘉庆十三年(1808)淮安水灾，官府赈济，李毓昌奉命至山阳县查赈，住在善缘庵。知县王伸汉要李多开户口，以中饱私囊。李不从，王惧事泄，买通李仆毒死李毓昌。知府王毂亦受王伸汉赂银4000两，验尸时即以自缢报案。李叔从遗物中发现血迹，开棺验见服毒状，赴京告状。山东抚臬奉旨复查如实，就把王伸汉等拘至刑部严讯。一讯得实，王侵贪赈灾银23000两，同知林永升1000两，其余数十人各得不等。王伸汉处斩刑，知府王毂处绞刑，江督铁保、同知林永升均革职，遣戍乌鲁木齐，江苏巡抚汪日章革职，留河工效力，李的随从是在李的墓前凌迟处死 。
